南韓沉船事件後，副校長自殺所表現出的韓國社會現象

(Korean coast guard/Yonhap via Reuters)

前幾天因為接待的韓國小妹為他們國難憂心忡忡，讓我忍不住又多讀了一些韓國船難的報導，也因此發現這篇華盛頓郵報的專欄文章，想想台灣似乎有些東西和韓國還真有些類似，但也有可以以此為借鑑的。

當那位副校長自殺時，相信台灣人第一時間站在一個亞洲文化立場角度思考，覺得這似乎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，因為：你和這件事有關係->你要負責->你負責不了->面對良心的譴責->以死謝罪->這個人還真是讓人動容的負責啊！

這是標準亞洲文化觀點，或著是說，我們八點檔不都這樣演的嗎？


但是，但華盛頓郵報國際專欄作家Adam，從一個西方角度思維認為，這樣的情形發生是令人吃驚的，因為，從他們的文化角度，會認為自殺以及責任，應該是兩回事，不應該有絕對因果關係。他也指出，在自殺成為一種國家的流行文化時，這樣的問題就非同小可了。

Adam認為，從副校長自殺當中，可以一窺在韓國居高不下的自殺率裡，其實含有幾種社會問題與思維：

一、政府政策失當：有人歸因韓國的高自殺率於快速的工業化以及龐大工作壓力，但也有人認為是國家忽視精神問題的解決，以朝鮮日報近期一個專欄為例，他們指出韓國政府在過去五年內在交通事故預防上支出超過1.8兆韓圜，遠多於10億韓圜的自殺防治。

二、"한"(恨)觀念的型塑：這個獨特的韓國觀念，具有遺憾、哀嘆、悲傷以及具有怨恨以及反對不公正的苦情概念，專家認為可能是歸結於韓國長期受周鄰近強國宰制的關係。(我後來又查了一下WIKI，發現此觀念貫徹在韓國人行為上，會發展出一種當痛不欲生時所產生的回彈手段，可能包含激進的反抗手段，或是憂鬱症的狀況)

三、認同危機：當"恨"觀念發展越來越烈時，就很容易成為國家認同危機，即便本次沉船是肇因於一個員工的失誤，但韓國人仍然容易把這個問題定義為"國家恥辱"，"羞恥"一直是在韓國非常容易聽到的一個詞，而這個現象的無限放大，Adam認為，是和韓國的高自殺率有正關聯的。

而作者也認為，韓國的自殺文化與日本的武士切腹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，並不能相提並論，社會大眾或許可以幫忙副校長的自殺提出完整解釋，但是卻更忽略了這個嚴重的社會現象。

原文：

South Korea’s ferry tragedy touches on country’s suicide epidemic